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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明清史论文丛】党锢之祸与东林党争

时间:2017-09-13 14:18  来源:未知  作者:admin

  【明清史论文丛】党锢之祸与东林党争_历史学_高等教育_教育专区。【数据库】2005年三季度文史类专题 【文献号】526 【摘要】 【原文出处】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【原刊期号】200504 【原刊页号】63~66 【分 类 号】K24 【分 类 名】明清史 【复印

  【数据库】2005年三季度文史类专题 【文献号】526 【摘要】 【原文出处】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【原刊期号】200504 【原刊页号】63~66 【分 类 号】K24 【分 类 名】明清史 【复印期号】200505 【标 题】党锢之祸与东林党争 【作 者】对 【作者简介】对,淮南师范学院高教研究所所长,副教授。(安徽 淮南 232001) 【内容提要】党锢之祸和东林党争分别为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两大救世悲剧。两大历史事件遥隔千 余年,其间,士人们的救世行为和所遭受的打击颇多相似之处。究其原因,主要缘自士人们的 自身局限;士人们不具备的社会主体地位;士阶层特有的清高和自傲,不易与其他阶层平等相 处;长期受思想的熏陶,较多迂腐和呆板,缺乏机变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;与皇权的激烈 对抗。 【关 键 词】党锢之祸/东林党争/救世悲剧/士人局限 【正 文】 在东汉末年的颓风衰政中,一些正直的士人,以其的无畏,振聋发聩令人的 言行,激浊扬清、针贬流俗、品核公卿、裁量执政、贬抑豪强,在激昂的果敢中,张扬救世的 。出现了以党人为体现的诸多名士,他们以“三君”、“八俊”、“八顾”、“八及”、“八厨”诸称号序 列,在与皇权的和与宦官集团的对垒中,措辞激烈、不留情面地谏疏、廷争,一步步激怒了皇 帝;阶层的高傲,对阉竖的轻蔑和辛辣的,与阉党渐成水火。终于在桓帝延熹九年(公元166 年)发生了第一次党锢之祸,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被诬为党人,并坐。其大抵为结合 ,朝政,风俗等。灵帝建宁二年(公元169年),党锢之狱又兴,大举钩党,死者百余 人。灵帝熹平二年(公元172年),再兴,太学生遭捕达千余人。至此,党锢之祸实质上已发展 成为的恐怖行动。阉此挟私报复,到处追捕士林。党锢之祸延续近20年,直至中平 元年,黄巾起,天下党人才得。满腔忠直在中被曲解、,中的士人激怒了,惴惴 不安、观望局促之态一扫而尽。春秋战国以来,漫长历史时期中积淀而成的士人个性再次被激活, 并充分彰显出来。他们以义无反顾、的无畏,地独承匡时救世的历史责任, 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争取士林的价值空间,标榜了士大夫集团的价值取向。 而明末中的东林党争与党锢之祸虽遥隔千余年,但在背景、形式和上均有许多相似之 处。 明万历三十二年(公元1604年),削籍回乡的吏部文选侍郎顾宪成集合同道,在无锡东林书院 聚徒。他们抱道忤时,强调事非,主张济物利人。“讲习之余,往往讽议朝政、裁量人物。 朝士慕其风者,皆遥相应和”。[1]显然,顾宪成等人开讲于东林书院,目的在于聚集天下士气, 影响朝政时局,冷风热血,涤洗。一时间,东林书院名满天下,诬其意气相投者为“东林党 人”。历史上并非真的有过这么一个“党”,而是指历史上有过一批被称为“东林党人”的人士。他们是 当时富有责任感、较为正直的士林精英。由于反复遭受打击,名声日隆,“东林党人”成了那个时代 和的代名词。在以之气犯颜直谏,以阶层的高傲阉党,以置于不顾而标凛名 节、等诸多方面,党锢名士与东林党人同理连枝。从容赴死的悲壮,永远是的。 而同时,在这两大历史事件中,士林精英,正直之士所受的人身和是如此的相似,他 们义无反顾的救世行为都以悲剧结束,原因何在,很有必要研究探寻。 一、救世悲剧 党锢之士和东林党争的目标都是为了当时日渐的封建,均以言论为主要 行为展开救世运动。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士斗争的主要指向是宦官擅权。中国历史上,阉人深处宫省,因、 取信于天子,虽位卑却易插手国事。宦官拥有重权,广泛参与朝政始于东汉。光武以来,专用阉人 传达诏令和掌握文书。和帝、桓帝时,宦官参于诛除窦宪、梁冀,其势日隆,得以参与议事,时有 五宦官同日封侯,宠贵无比。秉政的宦官培植,网络党羽,上下错杂,内外而列,逐渐形 成了左右朝政的宦官集团。至汉末,宦官几乎全面控制了中枢,宦官集团的、经济迅 速膨胀的同时,他们排陷、卖爵分脏、枉法干纪、贪侈骄纵,。宦官集团的 使东汉后期的愈加。被激怒的正直的士人们,把他们对宦官既有的嫌恶与轻视强化为 上水火难容的对立和,群集性地口诛笔伐。在大厦将倾之际,扶危持颓的救世热情在蔓延、 高涨,士人们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。“李膺振拔污险之中,蕴义生风,以流俗,激素行以耻 ,立廉尚以振贵执,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,波荡而从之。”[2]太学生们群起响应,直言放恣地 朝政。面对士人们的攻势,宦官们不可能束手待毙,他们一面急切地兑现带来的各种 利益,一面疯狂地进行反击。 宦官集团有着士人们所不及的优势。他们趋奉国主,得以寻机承便奏事,感染,利用 皇权实现自己的,打击。随着双方的冲突日愈加剧,矛盾和日见激烈,最终演化 成剑拔弩张的较量和殊死决斗。宦官集团利用皇权,以党锢事件的形式于桓帝九年(公元166年)正 式向士人们摊牌,这种激烈而的打击,一直迁延至灵帝中平元年(公元184年)才告结束。党锢 之祸发生之后,之士毫不退却,不计生命,置诛族之祸于不顾,挺身而出营救党人,并为 之。时任太尉的陈蕃不仅考案李膺等党人,而且以果敢的勇气上疏,极力为党人: “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、太仆杜密、太尉掾范滂等,正心无玷,。以忠忤旨,考案,或 闭隔,或死徙非所。杜塞天下之口,聋盲一世之人,与秦,何以为异?……昔春秋之 末,周德衰微,数十年间无复灾眚者,天所弃也。天之于汉,liàng@①liàng@①无已,故殷勤示 变,以悟陛下。除妖去孽,实在修德。臣位列台司,忧责,不敢尸禄惜生,坐观成败。如 录,使身首,异门而出,所不恨也。”[3]他已直言不讳地将桓帝与历史上的无道 相比,将其锁定在之主的序列中,坚定地了为匡扶正道、江山死而无怨的磊落情怀。 陈蕃这种为践履救世责任而直犯天颜,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崇高行为,深得时人赞誉。故而,当其 即将罹难之际,有官属诸生80余人他共赴危难。抱道守义、无怨无悔的士大夫,成了当时 士人们的人格典范,得到正直之士的纷纷效仿,也获得了社会贤良的肯定和敬崇。建宁二年(公元 169年),第二次“党锢之祸”起,正废于家中的李膺不肯逃离,他表示:“事不辞难,罪不逃刑,臣 之节也。吾年已六十,由命,去将安之?”[4]乃诣诏狱,坦然地等待着自己的死亡。如果说李 膺是以不避死亡来完善其作为封建人臣的的话,那么范滂则用彻底否定自己的形式来 表现对自己人生的。他断然狱中罪人祭皋陶的风俗:“皋陶贤者,古之直臣。知滂无罪, 将理之于帝;如其有罪,祭之何益。”[5]范滂的诘问事实上否认了当时对党人的审判。他在回 答有关党事活动的审问时,仰天长叹:“古之循善,自求多福;今之循善,身陷大戮。身死亡日,愿 埋滂于首阳山侧,上不负皇天,下不愧夷、齐”。[6]显然,范滂在藉文化传统中的象征,来证 同自己的行为,强化自己的信心。建宁二年,大肆捕杀党人,范滂闻讯即就家待捕。县令欲弃 官与之一起逃亡,他道:“滂死而祸塞,何敢以罪累君,又令老母乎!”[7]在信条与生 命悲剧令人难以抉择的冲突中,范滂以自己的坚守了士人们的名节。 党锢之士悲壮的救世行为,获得了士林普遍的同情和支持。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后,一些士大 夫抛却前程,想方设法对他们所的斗士进行救助。陈蕃死后,他的好友朱穆弃官为其,藏 匿其子。事发,合门桎梏。为保全陈蕃之子的性命,朱震受尽,不言。在另一位党锢 名士张俭逃亡时,无论名门望族,还是寻常布衣,只要这位作为国家罪人的亡命者望门投止,他们 都“莫不重其名行,破家相容”,“其所经历,伏重诛者以十数,亲并皆殄灭,郡县为之残破”。[8] 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们用和铸就的救护之链,到处延伸,不间断地为张俭提供方便,长达 十几年之久。许锢之士就是在这样的救助下,得全性命。而为此破族屠身者,难以计数。面对 这种救助可能出现的后果而,,不仅仅是基于对党锢人士的肯定和,更 重要的是士林普遍认为所谓“党祸”,是志士不幸被贼子所。于是,士人与皇权之间的 冲突空前激烈,平原相不肯在自己的辖区内执行清除党人的诏令,来自、宦官的以国家名义进 行的,非但未能压服士心,相反,天下多怨,海内失望。 党祸所涉及的人员数目难以确知,史载:仅建宁二年死徙废禁者就达六七百人;喜平元年,办 案者“四处逐捕,及太学生,系者千余人”。[9]与大多数一样,一些人藉势了其平素积 累的私怨,在和朝廷的名义下进行的报复。这种灾难性的打击,使东汉末年士林精英锐减, 治理社会的优秀人力资源遭到了性的,遂使朝廷奸佞。 东汉末年这场士大夫自发的匡时救世的社会,并未达到士人们预定的目标。节烈 之士不惧危难地图存朝廷,终不免于事败身死,显示着时代命运的不可逆转。士林精英的奋起 救世,非但未能改变历史的方向、的前途,反而身殉多难的国家,与他们所救护的对象一同毁 灭。 这种悲剧在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争中极为相似地再次重现。 东林党争早期是围绕“立储”问题和如何解决三案(挺击、红丸、移宫)而展开的。基本上是在 不同派别的士大夫之间进行的,杂以宫廷。官僚集团内部的斗争双方都遵守一定的潜规则。失 败者一般并无身家性命之忧,无非遭贬逐,一但机遇来临,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。当人品的内 阁大学士魏广征受到东林党人的参劾后,为了自保而投靠魏忠贤,自称“侄”,终于引发宦官集团 正式介入明末党争。阉党对东林党人的,完全超出常规,变成了一场、 的疯狂和。东林党人和党锢名士一样,义无反顾地从容赴死。曾在东林书院的高攀龙 得知缇骑已出发来他,坦然而笑,饮食起居一如平时。当他平静地处理好有关事宜后,投水自 尽。留有“遗表”说:“臣虽削夺,旧系大臣,大臣辱则国辱,故向此叩头,从屈平之遗则。”[9]他以 的形式来自己的人格,对刑辱提出了。左光斗在狱中受尽,史载其面额 焦烂不可辨,左膝以下筋骨尽脱。然而拒不伏罪,其自信与名节珍惜构铸了东林名士的支 柱。 崇祯继位仅三个月就诛杀了魏忠贤及其阉党。东林党人得以,而东林党同其间的党争 则贯穿崇祯一朝之始终。重新进入中心的东林党人并未能革弊鼎新,明末颓势。与党锢名 士一样,其救世行为末能取得预期的效果,最终殉身于倾倒的王朝。 我们不能把历史的不朽与否对应于现实的成败。士人们难以客观地审视自己的成败,他们总是 为权威的所困绕,并为其献身。由此,奋斗中的悲壮成就了他们上的崇高。于是, 名节就成了他们生命的惟一表征。对于未来的企盼,使得士人们容易获得内在的鼓舞,他们往 往自觉而又充满理想地承担起拯治天下、救助的社会责任。士人们的救世悲剧就在于:他们是 朝廷最正直、最忠诚的者,却又是备受朝廷的者;他们具有满腔的热情,却又缺乏救 世的能力和条件,只能成为皇朝的品。他们的品质,使他们的救世悲剧更令古今扼腕。 二、士人们的局限 导致党锢之士和东林党人的救世悲剧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,主要缘自士人们的自身局限。 自秦大一统以来,尤其是汉武帝“罴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以后,士人就了的社会主体地 位。其阶层价值的实现,必须依附于,他们不具备可资使用的、经济资源。这种 困境不仅导致了士人在救世过程中的心有余而力不足,而且决定着这个阶层在漫长封建时期内的悲 剧性历史和传统。而封建的体系,又必须依靠士阶层的技术支持。一旦士阶层对社会和皇权的 过于激烈,就会遭到打击;一旦极度困难,又需要士阶层的支持和参与。这决定着士阶层 悲剧命运的周而复始。党锢之士和东林党人的基本相似的命运可堪明证。东汉末,黄巾起义使朝廷 解除党锢,皇权与士阶层暂时和解;明末,东北边患及使东林党人得以洗冤,皇权与士阶 层再度联手。 士阶层长期积淀而成的自傲和优越,使之不易与其他阶层平等相处,尤其是对阉人的卑视,往 往会与宦官集团的矛盾。宦官并人奸佞,而士阶层往往把他们作为整体斗争对象。冀 州刺史朱穆对宦官深恶痛绝,有宦者葬父僭制,他要求郡吏查验,竟剖棺出尸,收捕其家属。后朱 穆为尚书,欲除宦官之志愈发坚定,不顾桓帝怨怒,明确要求罢省宦官。在朱穆的观念里,宦官乱 政害国是出自他们恶劣的天性。在对宦官的中,士人们宣泄着对宦官的和, 甚至对阉人的身体残损进行。延熹年间,士人们打击宦官及其徒属朋党的行为尤为猛烈。在其 管理范围、权限之内对宦官集团纤罪必诛,毫不宽贷。东海相黄浮因中常侍综璜的侄子宣 女子而收拷其家属,将徐宣论罪弃市,暴尸。并说:“徐宣,今日杀之,明日坐死,足以瞑 目矣。”[10]徐宣之罪当死,但黄浮情绪化的言语中张扬着对宦官及其党羽的极大。其时,弹劫、 惩治宦官近臣及其党羽成为士大夫的责任、立场和勇气的时代焦点。然而,就是在这种士 人与宦官冲突白热化而后者占据上风的情况下,仍有宦官了他名义上所属的集团。中常侍吕强 为人清忠奉公,黄中起,吕强灵帝党人,又欲诛左右贪浊者,整肃吏事,结果为其他宦官 所谗害。的吕强地表示:“吾死,乱起矣。丈夫尽忠国家,岂能对乎!”[11]遂。 他在主张上与“党人”和士林完全吻合,庄严自重的情怀使他获得了与士人一样的人格。由 此可见,把宦官集团作为整体来打击,显然有失公允,在斗争策略上也是欠妥的,不明智的。 士人们长期受思想的熏陶,其中多有迂腐和呆板者,缺乏审时度势处理复杂事务的灵 活机变,并把忠于皇权看作的核心准则。名臣陈蕃素来深疾宦官,认为宦官是天下的罪魁, 遂谋欲除之。还在谋划诛除宦官之初,就向天下、向敌人公布了自己的立场。他上疏曰:“臣闻言不 正而行不正,则为欺乎天而负乎人。危言极意,则群凶侧目,祸不旋踵,钧此二者,臣宁得祸,不 敢欺天也。”继论宦官“元恶大奸,莫此之甚。今不急诛必生变乱,倾危,其祸难量。愿出臣章 宣文左右,并令天下诸奸知臣疾之。”[12]他确信自己所进行的救业是而又磊落的,没 有必要对群小藏匿自己的观点。这种上不负天、下不负人的深刻自信,不惮于把自己亮于明处。从 角度看,陈蕃是铮铮硬汉;从策略角度看,他无疑给自己的提供了最绝密的信息,使 自己的敌人有时间准备应变,自己。而士人们的在斗争的手法上却不循规蹈矩,、 ,无所不为,魏忠贤就经常矫诏捕杀东林党人。正直没有绝对的标签,因标准的不同 而见仁见智。历史上忠而见疑者比比皆是,即使是忠心为国者,也可以被认为是“售直取名”、“矫情 示忠”。诚如是,在眼中,孰是孰非往往很难定夺。士大夫往往与,不经意中损伤 了的权威和自尊。明崇祯年间,朝臣姜采、熊开元首辅周延儒,崇祯,姜、熊二人被 下,并下密旨,务将二人就狱中。都御史刘周知情后上殿力争,崇祯仰脸观视房梁,听 也不听,从早晨耗到中午,刘周也不肯退下。崇祯大怒,遂将刘周削职为民。封建王朝,皇权 ,独断乾纲,说一不二。刘周正气,固然可敬,但如是,往往使事情的结果更为糟糕。 痴忠则拗,拗则倔,倔则狂,狂则乱。 上述士人们的几种局限,士林对之都缺乏客观的自省,也无法超越。由此而使士人们难以成为 一个相对的社会主体,具有无可奈何的依附性。而其阶层与生俱来的清高与骄傲又使其政 治依附性呈畸型表现。往往把复杂的斗争变为单纯的原则、价值上的冲突和较量, 以相对固定的思维和行为反复,即使,身死族灭,也锲而不舍,不改初衷。他们注重 的往往不是斗争的结果,而是斗争的热情、责任和高风亮节。士人希冀以形式匡正皇 权的失误,但缺乏相应的运作技术,对现实的干预往往毫无成效,还可能引发反弹效应。 士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越感,使他们不自觉地将自己的价值取向驾凌于社会其他阶层之上, 不屑与其它阶层进行平等的联系,导致了士人们在心理上、情感上与其他阶层的相对隔离。因而士 人们在斗争中往往较为孤立。而又恰恰印证阶层的优越性,使其清高和骄傲的典型心态恣 意蔓延。他们难以脚踏实地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,纠缠于伦理矢志不渝。观党锢之士、东林党 人在中的呐喊,绝少旨关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。不少谏疏、廷争为标名而上,为斗气 而立。象姜采、熊开元之流的所为,很难说是匡正之举;刘周与崇祯的廷争耗时,犹如儿童 过家家一般。 士人们的种种局限,导致了该阶层在理想的豪迈与空洞、行为的勇敢与盲目、标准的 与、意识的强烈和狭隘等诸多方面的难以自拔,注定了他们的救世悲剧和失败命运。 三、结束语 尽管党锢之士和东林党人的救世企盼未能实现,但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彰显了士人们的社 会责任感和崇高的品质。中国封建社会就是在该阶层不断的失败中成功发展的。基于这种认知, 士人们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成功群体。他们的优秀品质成为了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优良传统中的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 注:本文撰写,颇多受益于于迎春、陈椿年两位先生的研究,特此致谢! 【参考文献】 [1][9]蒋平陛.东林始末[M].:古籍出版社,2002.314.153 [2][4][5][6][7][8]范晔.后汉书·党锢列传[M].:中华书局1965 [3][12]范晔.后汉书·陈蕃传[M].:中华书局,1965 [10][11]范晔.后汉书·宦者列传[M].:中华书局,1965 字库未存字注释: @①原字左忄右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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